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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通识教育的知识观对理性主义的反思

来源:知识经济(中国直销)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5-09 05:07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大学通识教育起源于19世纪初的美国,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非专业教育部分,也被称作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相比,通识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

大学通识教育起源于19世纪初的美国,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非专业教育部分,也被称作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相比,通识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和训练,而是使学生熟悉知识领域内的主要事实和思想,是非职业、非功利性的教育。按照《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的说法,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四种能力,即有效思考能力、交流思想能力、恰当判断能力以及辨别价值能力。

管理学通识教育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管理学通识教育应帮助学生从人类文明演进、社会变迁角度了解人类管理实践及管理科学发展历程,不仅要使学生了解工具性的管理实证知识,更要引导学生发现管理实证知识背后的价值旨趣。从理性主义反思视角探讨管理学通识教育的知识观培养、知识体系建构问题兼具理论研究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一、理性主义视角下的西方管理理论

(一)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

1911年,古典管理理论三位先驱之一,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标志着人类管理活动从经验管理步入科学管理,管理学作为一门专门性的科学指导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并一直延续至今,泰勒也因此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古典管理理论的另外两位先驱,亨利·法约尔开创了一般管理理论,马克斯·韦伯开创了古典组织管理理论。

20 世纪30 年代,以乔治·埃尔顿·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以切斯特·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协作系统学派出现,提出管理过程中对“人”的关注,弥补了科学管理理论的不足。50 年代,行为科学盛行,内容型激励理论、强化型激励理论等领导行为理论以及以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蓬勃发展。60 年代,科学技术进步导致西方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战略管理、权变管理、系统管理、管理科学等各种管理理论层出不穷,管理学进入“丛林”阶段。70年代,以亨利·明兹伯格为代表的经理角色学派产生,同时,波士顿矩阵、经验曲线等管理工具相继出现,管理科学性进一步增强。进入80 年代,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管理领域掀起了企业文化研究热潮。90 年代,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及创新管理成为管理热点,企业流程再造、学习型组织及平衡计分卡等战略管理工具纷纷出现。

经历100余年发展的西方管理理论是以组织或更具体地说是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前提下逐步发展完善至今的。人类进入21世纪,迎来了以人工智能技术为特征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全球化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不确定性”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人类管理实践面临许多全新挑战。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度发展,组织边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等问题都会对产生于20 世纪的机器化大生产时代的传统的基于组织的管理理论提出全新要求。面对21 世纪的管理,经验主义学派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自我管理”将是最大的挑战。

(二)西方管理理论中的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本质上提倡科学精神,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现代西方管理理论产生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①,为适应第一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化大生产而出现,是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人类从经验管理时代进入科学管理时代,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科学)精神在管理实践中的体现,“泰勒制”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②色彩。事实上,“泰勒制”管理理论的产生时间恰好跌入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理性主义崩溃的“后现代”时期③。马克斯·韦伯对后现代的理性危机进行了深刻揭示,认为工具理性渗透到生活的所有领域,现代社会使价值和自由被禁锢。

科学管理理论在提高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见证了席卷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不过是20 世纪爆发的现代性危机在经济领域的一个具体表现,现代性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对理性理解和使用的偏颇。人际关系学派诞生,使“泰勒制”的管理理论多了一丝“人性”关切。但随后出现的行为科学理论以及相应的管理方法,将管理的“人性”关切罩上了“科学管理”的“外衣”,管理知识及信念均来自服务于技术理性的实证主义路径。

哈贝马斯认为,重构启蒙理性是走出现代性危机的另一路径。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理性哲学的问题在于强化了认知-工具理性,把知识仅仅理解为对客观自然和社会的占有与目的的理性意义上的自主性。20 世纪60年代,哈贝马斯对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并试图通过“认识与旨趣”的关联回复理性的解放功能。哈贝马斯指出:“在实证主义的解释框架中,科学、技术、工业和管理构成了一个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对技术的有目的的合理性的运用。理性丧失了反思和批判,从而失去了解放能力。”那么,如何使启蒙理性的解放功能得以重建呢?哈贝马斯把“旨趣”引入认识论,构建了基于“旨趣”的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哈贝马斯的知识观对管理学通识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文章来源:《知识经济(中国直销)》 网址: http://www.zsjjzzs.cn/qikandaodu/2021/0509/12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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