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知识传播路径的批判，择要如下：其一，战后美国利用庞大的财力和人力，借助教育援助和学术交流项目，重新配置全球科学和智识资源。印度学者拉伊纳和美国技术史学会前主席约翰·克里格教授都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复原了冷战时期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乃至美国化的历程。其二，通过学科建制和大的主题设计（元理论、元叙事）来推动美国范式的知识传播。在本质上，知识霸权的传播方式就是要对抗学术层面的分散式传播。许多批评者从自身学术兴趣出发，阐述了美国推动人类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学、大众传播学等学科在他者文化条件下建制的霸权过程。其中，冷战时期美国借助现代化概念来移植区域研究范式的历史受到最多关注。其三，打造全球知识网络，培育特定的认识论偏好。对美国知识霸权最严厉的批判，是其通过各种方式树立了美国在知识领域的特权和权威，使美国打造的全球叙事更具有解释力，从而掩盖了美国中心主义这一事实。正如非洲学者所说，由于霸权式的学术标准存在，没有办法产生真正非洲视角的非洲研究。

不可否认，域外知识的当地接受和意义生成是一个系统化过程，受所在国历史文化环境、本土化改造和个体参与的深刻影响，并有反向传播的功能。然而，全球范围内，知识的不对等流动仍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殖民时代，殖民地的知识生产受到殖民力量的控制，那么今天美国知识霸权的建立，除了系统化、组织化的战略设计，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接受国的态度和选择。一些学者提出了“受邀请的影响”这一假设，认为目标国家巨大的本土需求，特别是现代化发展的知识需求，是美国范式广受认同的原因。此外，批评者强调，接受过美国教育和培训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与之有着相似的话语模式乃至情感结构，倾向于自愿接受美国的学术影响。

　　三

新一波批判浪潮之形成，与相关理论建构密不可分。这些理论假设在关注的问题域、时空框架和研究主体方面有很大突破。首先，他们对知识的关注度超出以往。在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瓦尔特·米尼奥罗等学者看来，后殖民时代的使命是去殖民性，亦即摆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核心国家的知识控制。由此他们在传统依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学术依附论”，集中批判全球社会科学场域存在的不平等劳动分工。

其次，他们对空间差异的重视程度超出以往。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指出，在20世纪晚期，知识社会学也开始了对空间差异的关注。为说明冷战时期知识的空间属性，伯克引法国学者蒙田的话说“比利牛斯山一侧的真理，到另一侧就是谬误”。而知识霸权的批评者们则进一步提出了“知识的地理政治学”理论，通过“边界思维”和“权力的殖民性”等概念，强烈批判核心国家界定的现代性。

最后，批评者群体的多元性、国际性和跨地域合作特征超出以往。前述遭到质疑的有美国知识背景的学者，其中一部分亦是美国知识霸权的批评者。在很多国家，正是这些学者率先产生了批判的自觉意识，又有能力进行国际学术对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批评者的因应策略：不再是“依附论”时代的切断联系主张，而是多国学者共同提出的“替代性话语”“世界学科”和打造“知识的世界体系”方案。简言之，新方案主张借鉴已有社会科学知识成果，从当地/区域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实践出发，创造新的知识生产的结构，促进知识图景的多元化和复数化。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25日?14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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