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杨（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针对西方知识霸权曾揭起一波批判浪潮。在非殖民化和以反对西方主流文化为特征的反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学者提出“知识殖民主义”的概念，指出西方扩张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上，而且体现在教育和智识上。其时，非西方学者的声音很难被主流社会“听到”。因此，直到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出版，以及以其为经典的后殖民理论兴起，对西方知识霸权的批判才达至高潮。其后在各种理论加持下，学术界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却未能再度引领思潮。及至20世纪最后十年，一波新批判浪潮出现，且今天仍在进行时。此次批判聚焦于美国全球知识霸权。从批判主体来看，美国知识霸权的批评者不仅遍布各大洲，而且呈现前所未有的交叉融合趋势；从知识再生产的角度，他们不仅关注知识跨国传播的霸权路径，而且关注当地意义生成与接受的结构性因素；在知识霸权的理论建构方面，不仅接续此前已有的多种思想成果，而且提出新的理论假设以及因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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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知识霸权的批判大抵由以下几个因素触发：其一，冷战结束后，美国官私机构介入全球知识生产过程的事实，引发了巨大争议。其二，越来越多接受西方教育的发展中国家学者返回各自国家并成长为舆论的中坚力量。后殖民时代，全球知识扩散仍然呈现单向流动的现状引发这些学者的普遍关注。其三，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知识权力在政治议程设置、国家威信和制度吸引力方面的巨大作用愈加显现。后“9·11”时代，美国的国际地位和行为模式引发学术界对霸权理论的进一步思考。

一般认为，近代以来知识领域的霸权地位在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接踵更替。到20世纪70年代，智识和文化权威从欧洲到美国转移的过程基本完成。或许由于美苏之间的文化冷战太过显性，美欧之间在知识层面的另类文化冷战没有得到应有关注。冷战结束后，欧洲学者一面批判美国在欧洲实施的“知识冷战”，一面集中进行了“知识美国化”的反思。牛津大学教授西蒙·马金森认为，今天，美国在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和成文知识上行使着非同寻常的全球霸权，“知识和大学教育的美国化维持着一个美国化的全球社会，并在一个相互促进的进程中支持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军事上的主导地位”。

更为激烈的批判来自发展中国家。并且，出于对美式帝国主义和可能的新殖民进程的担忧，学术共同体出现了交叉融合的趋势。批评者认同，区别于世界经济层面的“南北方”，知识层面上存在另外一种“南北方”格局。针对美国知识霸权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全球南方”反思学术依附，寻求发展道路的问题。2008年2月，印度巴特那市举办了一次学术会议，名为“应对学术依附：如何做？”会上，来自亚非拉的25位学者一致认为，学术依附仍是“南方”知识状态的核心问题；学术依附不仅是前殖民地国家的遗留问题，更是西方国家对社会科学知识流动进行控制和影响的结果。以区域为单元，非洲学者和拉美学者频繁举行地区会议。拉美学者困惑于，在知识生产上，他们仍然受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试图高度概括并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理论，如发展政策理论、依附理论等的影响，无法建立拉丁美洲新的政治和文化图景。非洲学者则更明确指出，迄今为止，有关非洲的区域叙事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学者建构的。从全球知识产品来看，非洲研究的权威成果大多为英语写作，并且几乎所有区域叙事和理论潮流都与非洲真实的社会思想无关。

关注知识的空间属性使更多学者参与到对美国知识霸权的批判中来。澳大利亚学者彼得·杰克逊谈到，一个人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位置，直接关系到他的声音是否以及能否在政治、智识和文化权力的“走廊”中被听到。美国维纳格林人类学基金会自2000年起每年资助国际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国学者从人类学视角批判知识的核心国家如何决定他者文化的知识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亚洲学者普遍重视美国知识输出的政治效应。日本、韩国、印度、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曾多次组织亚洲区域会议，集中探讨美国知识迁移对自身地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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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跨国传播路径和接受机制是具有高度复杂性的问题。为建立和维持知识霸权，美国对自然科学进行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明确区分：一方面，为基础知识的跨国传播创造空间；另一方面，严格管控尖端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输出。但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新批判浪潮更多聚焦于美国社会科学以及泛指的科学成果。

文章来源：《知识经济(中国直销)》 网址: http://www.zsjjzzs.cn/zonghexinwen/2021/1028/13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