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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代知识格局中的经典文献(2)

来源:知识经济(中国直销) 【在线投稿】 栏目:综合新闻 时间:2021-09-02 12:17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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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葛洪与干宝乃是“深相亲友”的关系,在天师道信仰盛行的共同文化背景下,于传统巫风浓厚的吴越之地先后创作这两部神仙著作,分别从传说实证罗列、

葛洪与干宝乃是“深相亲友”的关系,在天师道信仰盛行的共同文化背景下,于传统巫风浓厚的吴越之地先后创作这两部神仙著作,分别从传说实证罗列、理论辨析推演两个层面,断言神仙世界的存在和人神转化的技术可能。这是我们认识六朝时代南方思维世界的重要文本和途径。

当然,传说中的“成仙”和理论上的修炼,并不能为个体的现世人生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由此,以刘义庆为代表的贵族通过向往“魏晋名士风度”的望圣方式,逃避残酷的政治现实。鲁迅称其编纂的《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明代学者则有“世言江左善清谈,今阅《新语》,信乎其言之也”的慨叹。可见,《世说新语》是江左学术风尚和知识格局的代表著作,与《抱朴子内篇》《搜神记》等构成一个连接神仙世界和贵族生活的文本体系。

佛教文明融入中华思维体系

六朝时代知识格局的最大变动,无疑就是以印度文明和思维方式为背景的佛教之传入。这段历史展开和思想碰撞的过往记忆,我们可以在《佛国记》《弘明集》《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中得到细节还原和深刻体味。

晋代高僧法显所撰《佛国记》虽然主要记录其西行取经所过之地的佛事、佛迹,但也记载了中亚和南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习俗,标志着六朝时代对这些国家认知和了解的知识拓展,是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一份标志着古代中国与印度陆海两通的重要文献,也是玄奘《大唐西域记》等后代名著的先导。

齐梁之际,中原的佛学理论思辨日渐深厚。释僧祐编定的《弘明集》乃是记录中国化佛教哲学群体高超思维的文本。一系列论难文本和僧俗、释儒的答辩往还书信,如实传达了本土文明与佛教的交流碰撞,展现了印度佛教哲学传入后同儒道文化的辩驳与融合。《弘明集》分别就中国上古圣人、伦理概念、伦理行为、神形关系等做了新的审视和阐释。佛教理论家力图把佛教的一系列概念和神圣嵌入中国传统的言说体系中,儒生则希望运用传统的言说体系彻底摧毁佛教的知识体系。这种意识形态的交锋,用全新的知识体系打破了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知识系统的独大局面。因此,《弘明集》为我们展现了六朝时代儒释思想和伦理体系相互融合这一历史场景,是我们认识外来思想如何嵌入或融入中华思维体系的一个接头或切入点。

这一切思想的进展,最终由六朝时代的知识精英完成,他们翻译经典的学术轨迹被释僧祐编定的《出三藏记集》记录下来,为后人了解佛经的翻译情况提供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清晰文本。释慧皎撰作的《高僧传》则为这些知识精英立传, 为记录佛教文明的融入过程存留了基本史料。

文学经典反映时代审美

时代思想的繁华和情趣的高尚,既反映在器物、车马、服饰、饮食等物质体系上,其更本质的精华又集中反映在审美意识和文学作品的经典表述中。因此,六朝时代的《昭明文选》《文心雕龙》等关涉审美观念和时代情趣的作品,也应该进入历史学研究的视野。

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昭明文选》,是建安文学兴起之后对文学经典作品的全面纂辑。该书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必读之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不仅影响了隋唐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影响了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学创作。

当《文心雕龙》《诗品》等全面系统地构建经典文学理论体系时,《昭明文选》则将经典文学作品呈之于世,让我们看到了六朝时代文学理论鲜活的立论根基和考察样本,成为滋养后代之学的经典作品。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倡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身名自传于后。”这几乎可视为汉末以来文学作品脱离经、史、诸子言说附属之后的独立宣言。《昭明文选》客观上为此提供了作品例证,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提供了完备的系统理论。昭明太子萧统与曾任东宫通事舍人的刘勰交接颇多,刘勰的文艺审美理论和思想对萧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而论,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对六朝时代的知识格局予以分析。第一,从异质文化而言,佛教的传入引起了六朝时代伦理体系和知识格局的变动,打破了儒学伦理体系一家独大的局面。第二,从南北文化格局而言,集聚汉晋传统贵族之家和知识精英的南方社会,不但在天师道和巫风颇深的背景下致力于对生命何往的探讨,还在锦衣玉食的安定环境中发展出精美细致的文学之花和审美理论;而饱受金戈铁马摧残的北方社会则产生了一统山河情怀的务实经典。第三,从南北政权角度而言,以南朝梁为代表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梁武帝对文化的重视、北魏对中国北方的统一举措和孝文帝迁都洛阳,为六朝时代重要经典文献的产生制造了一南一北的两个文化高地。此即《隋书·经籍志》所云“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以及“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的深义所在。因此,当我们将六朝时代的经典文献置于当时差异性的人文地理区域和不同背景的知识格局中考量时,则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六朝时代历史形势的内在蕴涵。

文章来源:《知识经济(中国直销)》 网址: http://www.zsjjzzs.cn/zonghexinwen/2021/0902/13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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