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我们对于这些变化的体验，以及试图记录下这些变化的努力，针对城市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了无可争议的重要主题，几乎和每一个人相关。无论是城市本身的自我想象与改造，还是城市化过程给农村及其它地区带来的影响，如青壮年劳动力的抽离和现代教育所带来的知识经济的转移，都表明当代社会与城市的紧密关联。随着互联网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趋同，观念、时尚、知识等的流动日益增强，地方性文化越来越遭到挑战，乃至不同程度地被削弱，而城市与郊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界限也日益变得模糊，关于城市的文化表达和想象，可以说获取了最大程度的当代性，城市文学的问题，几乎就是当代文学的问题。

在本文中，我尝试从若干个角度来接近上述判断。其中包括城市景观问题，城市中的欲望与身体，历史与主体性问题，空间与空间生产，以及文学在城市中的位置与功能等。这些角度互相之间的关联度很强，不亚于它们单独成立所标识出的一系列领地，如果我们将之看作是讨论城市研究的一系列纲要，那么它们也形成一幅地图，我们将依之不断扩大，而不是缩小城市研究的领域，最终据之衡量出的不但是城市文学的意义，也是城市本身的性质与意义。

一、辨认城市：表象与本质

对城市的文学表达首先来自于对城市的定义，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展开了近三十年，但在文化层面上似乎仍未树立根基，人们至今还在追问“什么是城市文学”、“什么是城市艺术”这样的最基本的问题。归根到底，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是在极不均衡的状态下开展的，这也是第三世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普遍现象，“城中村”“城边村”“小城小镇”等混杂，价值观的更新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使得人们总在努力辨认城市，而辨认城市又总是从其外部特征开始的，这导致城市文学的首要特征，即成为景观社会的表象体现。今天看来，这一特征对文学书写的影响极大，文字构成的书面语言逻辑，受到城市中无处不在的视觉现代主义的冲击，1930年代的“新感觉派”和其他一些现代派在这一点上曾有过十分粗浅的尝试，但很快就被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所打断，左翼电影的发展则一定程度地弥合了这一差异。而在当下，表象的分离已经是日常生活的常态，感官功能之中的视觉功能也已发挥到极致，在城市里漫步，无往而不在图像之中，有图有“真相”，在虚拟的信息世界中，表象呈现也成为我们判断现实的重要媒介。

无论是否能记住城市化始于何时，城市中出现（或复现）典型标志物的那些时刻都是令人难忘的，摩天大楼、霓虹灯、百货公司、咖啡馆与酒吧、高架与地铁等标志物在文化符号体系中的重要性不亚于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根据景观社会与消费主义理论，与消费社会相连的城市景观是城市体系的基本构成，景观甚至决定了城市是否真的存在。当代城市文学也一度变成了景观社会的某种验证，在世纪之交走红的小说家卫慧、郭敬明等人的作品中，城市意味着“物体系”，小说甚至变成了消费指南。虽然没有多少人认为他们获得了多么高的文学成就，但有关城市文学的感觉结构的产生却绝对与他们相关。问题在于，这样的写作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因为物之体系背后是资本的等级结构，随着这种等级表现出越来越森严的差异，用文字去捕捉所有表象也就越来越困难，这就是此类“夸示性写作”开始衰落的原因。另外，文字本身的形式逻辑及艺术效果，与视觉文化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确实存在某种“文字本位”的话，那么今天来讨论城市文学的问题，不应该绕过这种与语言相关的区别属性。在漫长的人类写作史中，文学的变化与人的生存方式、感知方式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从意识流文学到法国的“新小说”，都与摄影术和电影的产生有关。而中国的城市化本来就始自社会的外部律令——大兴土木、疯狂制造景观。表象化的写作与人们对外部世界的震惊体验相关，直到今天，我们依然首先依靠这种方法来辨认文学中的城市和城市中的文学。

在这种情况下要问的是，城市文学是否能够重构其特征，是否能够把握和表达出城市生活的本质，虽然本质这一概念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已经饱受质询，但中国社会复杂的时空构成，原本不能完全被后现代所涵盖，即使是在一线城市中，不同的生活状态之间也不是完全互相抵消，反而是互相增殖意义、滚雪球般地积累问题。文学参与到这个过程中，不是去接近、反映某个既有的本质，而是去构建和创造本质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就绝不仅仅是消费链条上的一部分，而是生产性的。居伊·德波曾讨论过，景观已经将日常生活同人的自身分离，这一切是通过表象的自成一体所形成的，表象的分离是现代社会最强烈的特征，人们对物已经从占有到了呈现的层面，人不但是恋物，而是不断地将自己物化，将生活物化了。在这里要重新强调文学对本质的生产，首先意味着表现这种分离或分裂的状态，表现其荒诞。以王威廉的小说集《内脸》为例，这本书写到了人在现代生活中的某些特有状态，“脸”和“指纹”等器官具有高度辨识的功能，被用来识别人的个性、身份和社会地位，人不啻活在自身器官的奴役之中，这本身是一种异化。小说家想像人有一张“内在的脸”，或者天生“无指纹”以及失去记忆之人的生存的可能性。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的写作在技术上回归了比较单纯的隐喻法，而在我看来，从今日新现实出发，类似于荒诞这样的表现手法正获得了剔除其矫饰功能，而重新发挥认知功能的契机，城市文学正应该从头开始思考形式问题。

文章来源：《知识经济(中国直销)》 网址: http://www.zsjjzzs.cn/qikandaodu/2020/0729/5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