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比较视野中，中国属于早熟的文明。文明早熟反映出中华文明的早期繁盛，以及由此所积累的重要经验和价值。“早熟”的判断体现出中华文明并未按“自然的、常规的”演进路径去发展。而这个所谓“自然的、常规的”路径往往就是作为参照系的西方文明的演进轨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又要回到“西方中心论”，更不必强调只有西方国家的演进路径才是唯一“正确的”。事实上，如果我们要谈中华文明以及中国特色，不把它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特色”一定是比较的产物。这里的文明早熟与中国现代化的后发赶超遥相呼应，恰恰印证了那句俗语：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因为无论是早熟还是赶超，都是指中国的发展没有走“寻常路”，这本身就是中国特色，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犹如长臂猿最难进化为人一样，“早熟的孩子长不大”，这就注定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要经历漫长的难产期。

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虽然中国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减贫奇迹等为举世所公认，但关于中国的伟大叙事还没有在理论上得到系统总结和升华，中国经济学的话语还较为弱势。回应“熊彼特之问”（即经济早熟但理论滞后），将中国经验升华为中国经济学，进一步指导中国未来发展，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代中国经济学人的责任担当。

与传统发展经济学不同，中国版发展经济学所关心的不再是经济体的低收入阶段，而是中高收入阶段；不再是启动增长，而是如何应对结构性减速；不再是突破贫困陷阱，而是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再依赖不平衡发展战略，而是转向均衡和可持续增长；更重要的，是如何建构这样一种机制，引入新的生产函数，使经济能够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轨道，逐步迈向现代化的发达的经济体。这种自我持续增长单靠经济机制可能无法实现，而需要一种社会经济范式的变革。这就是中国版发展经济学的特质或者说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危机对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的冲击是突出了结构性调控，危机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冲击则是突出了金融问题的重要性。宏观经济学没有金融篇章，堪比《哈姆雷特》中没有王子。本书作者认为，新范式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在于“把金融找回来”。一方面，通过金融周期、金融网络与宏观金融关联，在构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方面进行拓展；另一方面，通过在险增长、跨周期调节和资产负债表方法等，促进新范式宏观经济学的实际运用。

张卓元认为，该书围绕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当代经验，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历史基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未来愿景，试着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全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遵循，以西方主流经济学危机和现代经济学演进为参照，彰显了中国经济学基于伟大实践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自信：从“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把握稳定化政策的中国特色，从即将跨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新阶段把握中国版发展经济学的特质，从理论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使命，由此展开了中国经济学的新探索。

另外，张卓元还指出，全书自始至终立足于中国经验推进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主要贡献体现在这四个方面：中国特色宏观经济调控与新范式宏观经济学的探索；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版发展经济学；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经济学的使命；中华五千年文明与中国经济学的历史底色。

(原文标题：《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评》，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4期，有删减)

今天的中国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都离不开历史基因。

新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经济从低收入阶段的高速增长转变到中高收入阶段的高质量发展。适应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发展经济理论可称之为中国版发展经济学。概括地说，其初衷就是要解决中国经济“起飞”之后、进入新常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以及如何应用新的战略思想、发展理念、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引领中国经济迈向高收入和现代化经济体的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书特别强调，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发展阶段“谱系”中，中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所处的发展阶段，恰恰为现代经济学所忽视。低收入阶段的问题由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来解决，高收入阶段的问题由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来解决，但在后发经济体的起飞到发达经济体的新古典增长之间还有一个断层或者说理论空白，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新的发展经济理论。

文章来源：《知识经济(中国直销)》 网址: http://www.zsjjzzs.cn/zonghexinwen/2022/0917/1465.html